據外媒報道，澳大利亞近日發布首份國防戰略報告，闡述了威脅評估、國防投入的重點和戰略實現的路徑。分析人士指出，報告體現了澳大利亞在國防建設領域的新思路和新舉措，但由于受到多重因素影響，該報告的執行前景并不樂觀。

重新定義安全“邊界”

報道稱，澳大利亞此次發布的報告，主要從威脅判斷、建設目標和實現路徑方面，對澳大利亞的國防戰略進行闡述。

威脅判斷方面，報告認為，澳大利亞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并非對其國土的入侵，為此，澳大利亞重新定義了安全“邊界”，并相應調整了整體戰略。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馬爾斯在對報告進行說明時指出，澳大利亞的防務活動將不再局限于本國邊界。他表示，澳大利亞的安全“邊界”不在本土的海岸線上，而在更遠的地方，這樣才能維護其在太平洋和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利益。報告還提到，澳大利亞應與美國一樣采取基于“拒止戰略”的國家安全方針，以便“在盡可能遠離本土的地方應對威脅”。

建設目標方面，澳大利亞的首要目標是將其國防軍從“承擔多種任務的部隊”，轉變為“能夠在印度—太平洋地區有效遂行威懾和兩棲作戰任務的部隊”。未來，澳大利亞將重點發展導彈、無人機和軍艦，并建成更適合沿海作戰的陸軍，更高效的空軍，能力更強的網絡和太空力量，以及規模更大、殺傷力更強的海軍。

實現路徑方面，報告列出6個緊迫優先事項，包括采購核動力潛艇、購買和制造遠程導彈、在該國北部建立新的軍事基地、推動軍事技術創新、加強與區域伙伴的關系和防務合作等。據悉，澳大利亞計劃在未來10年內再增加503億澳元（約合326億美元）國防開支，目標是使澳大利亞的國防開支GDP占比提升至2.4%。預計從現在到2034年，澳大利亞政府在防務領域的總投入將達3300億澳元。

“借助外力”提升軍力

據介紹，澳大利亞首份國防戰略報告就裝備建設和軍力發展提出了兩項策略。

首先，裝備建設采取“先減后增”策略。澳大利亞計劃投入530億至630億澳元，用于“奧庫斯”潛艇項目及其配套基礎設施建設；投入280億至350億澳元，用于包括“戰斧”導彈等新型遠程作戰武器項目。上述項目的支出占到未來10年國防投入的約1/4，對于提升澳大利亞國防軍的“拒止能力”至關重要。

為確保上述項目順利進行，澳大利亞在報告中明確表示將“削減、推遲或調整”部分現行的防務項目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推遲采購一定數量的F-35A戰斗機，并繼續使用F/A-18E/F戰斗機。澳大利亞國防部官員表示：“我們目前有72架攻擊/戰斗機，讓F/A-18E/F繼續服役，主要因為它比我們預想的更具戰斗力。此外，通過推遲更換F/A-18E/F，可以騰出資金用于投資遠程導彈等其他項目。”

其次，軍力發展強調“借助外力”策略。報告指出，為提升澳大利亞國防軍的作戰和威懾能力，澳大利亞將加強與“一個盟友”（美國）及“多個伙伴”（包括新西蘭、韓國、印度、英國和日本等）的防務合作。合作內容涵蓋“擴大雙邊與多邊合作、加強地區突發事件的磋商、深化國防創新與科技合作”等方面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澳大利亞對與日本加強防務合作表現出較大興趣，雙方計劃以提升作戰互操作性為重點，共同推進一體化防空反導和水下作戰等關鍵領域的合作，并提高聯合演習及對其他軍事倡議的“共同參與度”。日本陸上自衛隊參謀長吉田吉英表示，日本和澳大利亞將在深化互操作性、擴大聯合訓練方面“保持步調一致”。

執行前景不樂觀

外媒認為，澳大利亞在首份國防戰略報告中提出一系列軍備建設計劃，但其“落地生效”仍面臨不少挑戰。

首先，資金投入不足。澳國內輿論普遍認為，澳大利亞國防開支GDP占比預計到2034年將提高至2.4%，但這一增幅既“太小”又“太遲”。之所以“太小”，是因為其增長率將低于澳國內的通脹率；“太遲”則因為未來10年的重大國防投入主要集中在“后5年”，預算緊張可能導致“前5年”澳大利亞的軍事實力下降。

其次，人員不足。澳大利亞國防戰略的實施依賴于大量高素質的軍事人員，然而目前其面臨較嚴重的“征兵難”問題，馬爾斯近日甚至提出可能從太平洋島國或其他“五眼聯盟”國家招募新兵。此外，澳大利亞國防軍的總體訓練水平一般，在未來先進武器系統如遠程導彈列裝后，相關操作培訓還得依賴美國等盟友伙伴的支持。

最后，部分內容不明確。澳國內一些專業人士認為，首份國防戰略報告使用了不少“模糊的語言、籠統的表述”。比如，報告在論述“拒止戰略”時提到澳大利亞國防軍需培養“較強的預測能力”，但具體含義不明確。此外，報告還提到未來10年將有約1100億澳元資金“更改用途”，但馬爾斯的講話和報告本身均未提供詳細信息。（胡波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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